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超越性创新之路——战略理念、创新原则和模式设计(1)
2010-10-14 12: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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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直接关乎中国社会发展大局,由于问题的难度和深度非同寻常,因此至今依然是一个探索中的难题。而这一问题如果不能有效破解,则将长期困扰中国的真正崛起。2008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在新形势下推动农村改革发展视为中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和发展的战略基础,提出以农村改革发展带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新一轮发展。然而,落实这一战略安排的重要抓手还在于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为了在新形势下有效破解“三农”治理难题,当前必须以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超越性创新为突破口,才能进一步推动农村新一轮改革深入发展。为此,本文提出了农村改革的宏观战略八大理念和农业体制机制创新十大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一种超越性创新模式的设计方案。

(一)八大战略理念

在推动农村改革和农业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观宏瞩远,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超越一时, 超越一域,确立八大宏观战略理念:

1、战略理念之一:远谋万世,把握好眼前经济增长与社会长远稳定的关系,着眼于稳定发展的可持续化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在推动农村改革和农业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远谋万世”的战略理念,把握好眼前经济增长与社会长远稳定的关系,着眼于稳定增长的可持续化。

如何远谋万世呢?首先要对当前社会发展基本矛盾以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重心有一个正确和明晰的判断和把握。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当时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重心在于物质文化的需求。而今,30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生产的巨大发展和经济的空前发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缓解,或者基本解决,如果现在依然维持原来的判断,就恐有过犹不及之虞。

当前社会基本矛盾是什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重心发生了哪些转移?

当前,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正在从原先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变为“人民对公平小康和环境安全的追求与社会分配结构和天人共生结构趋于失衡之间的矛盾”。执政党必须及时地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新的变化。在这一对基本矛盾中,主要方面是社会分配结构和天人共生结构这两大结构的失衡,两大结构失衡所产生的负性后果则是:社会分配结构失衡威胁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天人共生结构失衡威胁到人民生存环境安全。换言之,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重心也正在从“小康需求”单一重心向“公平小康+环境安全”复合重心转移。

因此,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决策时,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一已经转移了的利益重心。具体说到农业体制机制的模式创新,首先要看是否有利于平衡社会分配结构和天人共生结构?是否有利于坚持“公平小康+环境安全”的改革战略目标?坚持“公平小康”就是坚持“藏富于普通农民”,坚持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环境安全”就是坚持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和抗灾农业。这才是惠及万世稳定之远谋。

农业龙头企业带动模式主要以“订单农业”的形式组织农户发展生产,目前已被各级政府作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首选模式加以大力扶持和推广。这一模式大大降低了农户小生产的盲目性,也有利于良种良法的推广与应用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确在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模式的弊端正在日益凸显——从表面上看龙头企业有利于组织大批农户发展生产,但在客观上却是把农民束缚在从事提供初级农产品生产的狭隘范围内,广大农民得不到这一行业的平均利润,而重点从事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这种模式合法获取农产品增值链条上的绝大部分利润。因此说,这种模式是藏富于少数的涉农大资本,而不是藏富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

前些年农业部门曾有做过跟踪调查发现,在某市的超市里,一斤西红柿售价为100分钱,其中,种植西红柿的农民只能获得5分钱收入,而包装运输部门收入为45分钱,市场销售部门收入为50分钱。这虽属个例,但它能大体表明生产原材料的农民与专事“加工+贸易销售”的龙头企业之间收益分配的悬殊。从长远看,如果农户永远只能依靠生产原材料获取收入,那就是社会致富机会的极大不公。长此以往,广大农民只能是生长在大树树荫下被动接受“喷灌”来维持年景的一片茵茵小草,永远长不成自主蓬勃的森林。农业是立国之基,也是亿万农民生计之本,如果把它“终身许配”给涉农大资本,而占人口大多数的作为农村民间小资本的广大农户却只能充当轿夫抬花轿,那就必然持续拉大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经济鸿沟。

回顾一下,为什么农村长期处于相对贫困落后状态呢?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解放后前30年国家透支了“三农”资源,积贫于农,农民缺少致富的机会和创业的条件。这种状况在后30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有所改变,农民获得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农民致富机会归还了农民。但是农村发展到了现在,在历史长期造成的农村欠发达状态之下,由于缺乏资金、科技和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性优质资源配置,农业依然受制于发展瓶颈,在“农业-工业-商贸-金融”财富增值链中,大多数农村依然摆脱不了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原材料的落后地位。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当城市发展加速之后,虽然农民收入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绝对贫困已经基本消除,但除了东部少数区域之外,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依然赶不上社会财富增长的总体速度,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依然在扩大,社会的相对贫困现象已经呈现。

事实已经证明,龙头企业带动模式不利于调整社会分配结构,不可能承担起进一步推动农村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重任。龙头企业带动模式虽然眼下政绩好看,但客观上却促使社会分配结构日益失衡,加剧新形势下的社会基本矛盾,因此不符合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采用这一模式乃是权宜之计而非长远之计,一时之谋并非万世之谋。

显然,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可持续化,为了建立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农民增收的新机制,为了扶持作为民间小资本的广大农民共同投资现代农业实现共同富裕,当前迫切需要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合作体制新模式的支持。这种新模式必须从社会公平出发对社会资源实行再调配,为广大农民在社会竞争中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基本立足点,让亿万农民破天荒地变成大农业企业集团的股东和职工,获得投资者和劳动者双重收益,破天荒地共同享受到包括农、工、商、物流、科技、金融在内的现代经济社会的各种最新成果,破天荒地共同接受现代教育,成为合格农企股东、合格农企职工和合格现代公民,由此而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双重富裕,以期早日共同进入小康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藏富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而不是藏富于少数涉农大资本,才能够避免造成分配悬殊导致社会矛盾逐渐加深给未来埋下贫富对立的动乱祸根。

2战略理念之二:放眼全球,把握好本土农业经济与全球农业经济的关系,着眼于大农业竞争的国际化

不谋全球者不足谋一域。在推动农村改革和农业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放眼全球”的战略理念,把握好本土农业经济与全球农业经济的关系,从战略的高度出发,看清在全球气候恶化对农业威胁日益严重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农业正面临着复杂纷呈的多种挑战和愈演愈烈的全球竞争格局。决策层必须眼到、心到、手到,及时创建一种强有力的农业体制机制创新模式来给予有效应对。

当前农村的另一种农业经营组织模式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模式,它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由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它以其小规模灵活性和因地制宜的多样性显示出与乡土农业相适应的顽强生命力。它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个体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势单力薄的不足,有利于保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的相对稳定。但其先天弱势和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已经大举进驻农业领域的大资本相比,好比小舢板面对万吨巨轮,根本就没有平等谈判的条件,想做大做强力不从心,缺乏发展的自主空间和自由度,只有充当涉农大资本的附庸和掮客的份儿。其二,依靠其自身力量无法突破先天的发展瓶颈——资金、科技等生产要素和劳动者素质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其经济活动能力也只能局限于生产原材料或粗加工包装的原始领域,很难延伸其农业产业链进入到现代化食品加工业和国际贸易业。其三,以其先天孱弱的实力无力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一旦遭遇不测则血本无归、一蹶不振,因此社会贫富差距只会逐步拉大。其四,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生产经营管理也相对落后,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的大农业生产,无法形成农业内在的防灾抗灾能力,也无法与国际跨国农业大公司展开竞争。

发展小规模家庭经营,引导分散农户自发创办农民合作组织,这些做法本是借鉴日韩模式——依靠“农户+合作”模式来逐渐完成从单一农户向农户合作组织的转变。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几百年来就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而且农户分散经营,因此只能遵循日韩模式,依靠农户小规模经营,走农户合作组织和小规模农场的道路来谋求逐步发展,而不必推行规模化经营。学者黄宗智就断定:“中国农业的未来不在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而是在于资本-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畜-禽-鱼饲养和菜-果种植家庭农场”。(黄宗智:2009)

然而,诸如此类的思路都过分注重日韩邻国的经验而忘记了中国自家的国情特点,有邯郸学步之嫌。《庄子·秋水》有载:“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说的是燕国寿陵小子跑到邯郸学习行走的步式,结果不但未能学到优雅的邯郸步式,反倒忘记了自己原本的步式,只好爬着回家去。这一故事告诫今人,切不可步寿陵余子匍匐而归之后尘。

从表面上看,中国农村与日韩一样拥有深厚的小农经济基础,但更深入一层看却应该注意到,中国具有高度独立自主的国家性格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庞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体系。就如汪晖在《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中所说:“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自主性的改革”,“中国的发展不但与拉丁美洲的依附经济有别,即便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恐怕也不能简约为东亚模式(尽管在国家角色、政府产业政策和某些发展策略方面有相似性和互动性)。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前提是自主的,而上述各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概括为依附性发展。”在整个20世纪,不论在1949年之前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五十年代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农民阶级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经历了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中国乡村社会动员和乡村社会组织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乡村秩序被根本性地重组了。经过如此深刻的社会转变,农民阶级也获得了强烈的艰苦奋斗追求解放的政治意识,以及强烈的变革的能动精神。“这一点只要参照亚洲(尤其是南亚)或拉丁美洲其他农业社会和市场条件下农民的状态,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些社会至今未经如此剧烈的土地改革,农民仍然大量依附于地主或庄园经济,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自主意识。”(汪晖,2010)

中国是个东方大国,仅仅一个松辽平原的总面积就与日本国土面积相差无几,更是韩国的3.5倍;一个昆仑山脉的总面积就是日本国土面积的1.5倍,更是韩国的5.5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只有这一片广袤雄浑的国土所养育的中国农民才会有这样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大国自有大国的品格,在这个世界上,大国承载着丰富独特的历史积淀,具有别无旁贷的价值担当和独有的行事风格。中国经济体所具有的工农二元互动发展的特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由国家主导的高效地配置要素资源的调控机制并存的特点,都是与日韩相当不同的特殊长项,这些特点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走中国特色农业发展道路的现实基础和重要依据。 在国家战略决策上不可以简单地效仿小国经验,对于这些小国在农业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做为局部和短期策略上的借鉴,但不足以之为全盘抄袭的长期战略摹本。让大国战略套用小国的经验无异于给巨人小鞋穿。事关中国未来发展风格与前景,在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问题上,任何淡化本国历史传统特点,或无视、或自动放弃社会现实基础和独特社会资源的思维和做法都是不适宜的。任何缺乏民族自信心与自主创造精神的思维都将贻误中国“三农”的前途,给中国发展长期留下一块“农业短板”。

当前诸如农户合作组织和小规模家庭农场这样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摆脱不了竞争弱势的困局。如今的天下已经不再是“四海之内”的小天下,而是包括月球在内的全球大天下。在小天下时代,小规模农业固然小康小富,如田园诗一般美好,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天下时代,这种美好愿望却是不现实的。其一,只要看看英国Dealogic市场调查公司提供的一组国外大资本进驻中国农牧业的投资数字就不难发现农业全球化速度异乎寻常:“国外投资公司在2009年向中国农业综合行业和食品饮料业的投资从2008年的1.89亿美元增至9.32亿美元,而2010年投资额将更大”(乔纳森·希伯2010)。诸如家庭农场这样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力与国际涉农大资本抗衡。其二,由于生物科技的发达,前沿技术和专有知识产权在农业生产中占据着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地位,21世纪的农业将面临科技、教育、体制和资本等综合实力剧烈竞争的时代,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承担起综合性国际竞争的重担。决策层的思维千万不可局限于“历来”与“惯常”而缺乏前瞻性与应变性,对农业正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威胁与科技冲击等重大变化麻木不仁。不但要看到本土实情与难题,更应前瞻风云正起于天际。点破了这一点,就不难意识到农业体制机制模式创新的确刻不容缓,在对农业体制机制进行抉择的时候,也就不难想到未来的新模式将承担着怎样一种非同惯常的重任。

采用农民合作组织模式,或者小规模家庭农场,以及其它各种小农经济体模式,都是只见一社一村而不思中国农业的全球竞争力和长期抗灾能力。如果按照这种思路继续走下去,那么,中国农业将持续做不强、长不大,在全球气候日益恶化、农业资源日益匮乏和农业全球化竞争等诸多因素冲击下,农业安全则成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大不确定因素。而且,这一模式在客观上也将促使社会分配结构和天人共生结构日益失衡,加剧新形势下的社会基本矛盾。因此采用农民合作组织模式也不符合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乃是狭隘之策而非宏深之策,一域之谋并非全球之谋。

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怎样设计,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农业改革所设定的未来目标是什么。就近期目标而言,中国农业必须立足于本国,以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初步实现农业纵向专业化、横向规模化、深度市场化、科技现代化;而从长远目标考虑,中国农业则必须坚持“志在全球”大思路——中国农业要有大出息,就必须立志向世界拓展无形疆土,走全球农业合作发展的道路。这一大思路则是任何农业合作组织和家庭农场所无法实现的,也是那些主张发展小农经济体的专家学者所不敢想的事情。因此说,任何只见一村一社的思路都将贻误中国农业未来前途。不管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如何发展,农村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总是占中国总体人口的大多数,人口多而人均资源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长期挑战。而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是人口少而人均资源多,正好可与中国互补。两种国家完全可以在互信互补、互利互惠的共同宗旨之下合作发展国际化现代农业。因此,当前中国在思考农业改革问题时,必须着眼于以具有强大扩张潜力的体制为依托,以国际投资合作为平台,以期在发展本国农业经济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为若干年后出现中国的农业跨国公司做好准备。

为落实“志在全球”的大思路,在设计农业经营体制时必须着重考虑两大问题:提升抗灾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抗灾问题以后还将专题谈到,这里谈谈竞争力问题。针对当前农业全球化势头迅猛,国际资本加速进驻中国农牧业的现实情况,中国必须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唯有提升竞争优势、发展国际合作,才能确保21世纪中国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

没有高效率就没有竞争优势。提高农业有效生产效率,包括资源利用效率和对市场反应的效率,是中国农业走向国际化竞争所必需解决的大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农业经营体制才具有高效率呢?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布莱尔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提出“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的概念,这里“水平一体化”是指大规模的生产营销组织形式,“垂直一体化”是指专业化的生产营销组织形式,而在这“纵横一体化”当中就蕴藏着提高效率的最大机会。布莱尔认为,至少有16个问题是农村基层合作社没有能力独自令人满意地加以解决的:1)质量控制;2)生产的标准化;3)调整生产以适应消费;4)稳定生产;5)控制消费以适应生产;6)控制产品向市场的流动;7)产品的分发;8)监测;9)分级;10)销售;11)金融;12)买卖政策;13)消除竞争性的废料;14)改善企业实践;15)利用副产品;16)科学研究。(张晓山2006)

布莱尔的这些论述在今天中国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为了落实农业“志在全球”的大思路,谋求中国农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实现面向世界的崛起,当前所急需的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新模式就必须具有“纵横一体化”特点,能够较好地解决布莱尔所提出的16个效率相关问题。

3战略理念之三:绿色抗灾,把握好经济增长与环境安全的关系,着眼于应对气候变暖的长效机制化

在推动农村改革和农业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绿色抗灾”的战略理念,把握好经济增长与环境安全的关系,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审视农业正面临的因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大问题。正如前面所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重心也正在从“小康需求”单一重心向“公平小康+环境安全”复合重心转移,因此,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为农业体制机制创新模式做抉择时,必须同时牢牢把握“环境安全”这一国民利益重心,大幅度提高农业抗御全球性灾害的能力。

目前,极端气候现象频频出现,旱、涝、风、雪等灾害的破坏力也在升级,海平面上升和土地沙漠化导致耕地锐减,世界粮食供求平衡或将在未来10年左右最终被打破。世界性粮食危机和淡水危机正在一步步逼近人类,中国粮食安全也正在经受着来自生态环境恶化的越来越严峻的考验。提高中国农业应对气候变暖严重挑战的能力已经刻不容缓,实现绿色抗灾农业已是迫在眉睫!这并不是什么“盛世危言”,只要看看去年秋季以来西南5省大旱的严酷情景就知道气候灾害的分量。随着全球平均气温曲线的上窜,未来旱涝风雪灾害对中国的威胁极有可能继续加剧,国家粮食储备数量将因为大灾频繁、粮食大面积失收和频频用于救灾赈民而出现减少趋势,农业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然而,世人面对的事实却是,在严重旱灾袭来之时,中国多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全国18.26亿亩耕地半数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望天田”,即使是已建成的8.67亿亩可灌溉耕地也普遍存在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功能退化等问题,灌溉水利利用率也只有46%(韩咏红2010)。这些事关亿万农民生计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水利设施在过去30年里能够依靠谁修缮、谁管理呢?是依靠松散的农户?或者他们的合作组织?还是依靠“龙头公司+农户”呢?事实已经证明,当前包括农民合作组织模式在内的任何小农经济体模式都不具备有效抗御自然灾害的基本功能,依靠它们不可能增强农业防灾抗灾能力,也即不利于调整天人共生关系,不利于解决好新形势下的社会基本矛盾。

显然,如果希望保障粮食安全,如果希望夯实国家农业战略基础,那就必须尽快做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规划,着手进行全国国土综合整治科学规划,对全国自然资源、生态保护、防灾抗灾和经济合理发展作出全面的长期的科学的统一规划。二是机制,着手设计、试验和创建一种新的农业体制机制创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必须:1)自身就能够适应国土综合整治科学规划的需要,在农业综合整治、防灾抗灾和生态维护方面具有统筹全局、长期规划、集中治理的长效机制;2)具有重视修建水利设施和防灾抗灾的内在的经济驱动力,以及调动大集体的力量形成防灾抗灾和生态规模化治理的实力优势。3)具有企业战略眼光和对农业科技前沿发展动态与市场需求的敏感性;具有科技自主创新发展新型农业的先进管理素质和研究开发实力;具有强有力的技术推广和快速更新的高效率网络,大力发展生物基因储存保护和开发利用技术、节水和无土工厂化生产技术、生物新能源生产技术和人居环境生态综合技术。

只有依托这样的新模式,中国农业才有可能建立起以国土综合整治科学规划为蓝图、以科学技术为利器的应对气候变暖的长效机制,培育农业自身的生态保护、水利治理和应对严酷自然灾害的强大实力。离开一种富有内在生机的强有力的体制机制,则农业前路堪忧。

4战略理念之四:顺应民心,把握好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着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化

在推动农村改革和农业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顺应民心”的战略理念,把握好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条中国人民走向富裕之路——起先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这一部分人只是先遣队,后续还有一支庞大的部队在行进。农民无疑是后续大部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农民来说,就是希望能通过合作,跟着“先遣队” 共同走向富裕。合作致富乃是民心所向。民心乃天下所归,国家行为的指南,国家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出发,洞悉民心,顺应民心,坚定不移地与万亿农民站在一起,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去创造属于广大农民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共和国成立之初,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把集中于地主手里的土地分散到个体农户手里,土地从“合”(集中)到“分”(分散)。互助组、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运动则让土地以新的方式从“分”到“合”。1979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又一次从“合”到“分”。且不要说革命战争时期亿万农民同仇敌忾,推着独轮车支持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且不要说解放后亿万农民响应政府号召兴修水利,平整土地,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一路追随红旗走到底;且不要说小岗村18个手印猛然打开了汹涌澎湃的农村“大包干”大潮,只要看看今天一直自发活跃在农村中的农民合作组织,就可以看到农民一以贯之地蕴藏着求变革求富裕的极大热情。当前,自发性的农民合作组织的数量正在逐年增加,根据有关数据,自发性农民合作组织“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实质性支持,居然从2000年总量的14%达到了2005年的36%”(黄宗智:2009)。可见,当前土地从“分”到“合”的潮流正在中国农村自发形成,此中散发出来的是高层决策者不能不给予充分重视的“民心思合”的重要信息。

当前农村各种合作组织的具体案例显示,“合作社主要从事以下类型的活动:合作购买所需物资,这是为了廉价购买,也是为了统一标准和产品;有的合作社自己组织加工,有的干脆纳入加工公司;有的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有的为会员提供信贷担保;有的组织销售;有的组织“大”户,有的聘用企业家型的经理。”(黄宗智:2009)对上述这些活动进行分析,人们就可以知道,农民想方设法联合起来所期望得到的是怎样一种合作经营体制呢?显然,农民所期望的合作经营体制必须满足以下诸方面的需求:1)统一标准和产品;2)廉价农用物资;3)农产品加工;4)技术;5)信贷;6)销售;7)合作;8)管理。实质上,在这些具体需求的背后,是农民通过某种高效率经营机制来改变自己所处的分散小农不利地位的热切期望。

在此重要关头,国家必须把握时机,实现从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的坚定承诺,给合作意愿越来越强烈的的广大农民提供一条有国家风雨同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合作化、通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在现行制度环境下,任何体制,如果得不到政府扶持,都将是寸步难行。政府应该比农民站得更高,从高起点出发,扶持广大农民携起手来,共同创建大规模产业化的农业经营组织,从而为农村自发合作潮流打开一条更合理、更有前途的通道,提供一种可以让农民在信息对称原则下自愿自主选择的产业化联合经营模式。如果政府扶持的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模式能够具备农民所期望的有利元素,那么就能够不孚民望,水到渠成地推动农村展开新一轮改革。如果创新模式能够让农民看到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各种优越性,那么就一定能激发起他们参与改革的更大的热情。

毋须讳言,在涉及社会经济政策与利益分配关系的问题上,政府也难免受到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牵制。正因为如此,才特别需要政府能够把握好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彰显自己代表绝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的坚强意志,坚定不移地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站在一起,果断出手扶助广大农户小资本的大联合体,共同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以顺应合作致富之民心。

5战略理念之五:结构调整,把握好外需增长与内生增长的关系,着眼于培育内生增长的大农业新产业化

在推动农村改革和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理念,把握好外需增长与内生增长的关系,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努力培育内生增长的大农业新产业化。中国经济正力图摆脱过去多年所依赖的高投资、高消耗、高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困境,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必然承载着创造庞大内需市场的希望。与此同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西部“三农”治理乃是重头戏之一,引导西部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的转型无疑是推动西部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必经之路。在这条必经之路上,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也必然成为最重要的一环。

一场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必将产生“一石三鸟”的积极作用:第一,中国经济固本培源:通过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促使政府投资转向——把过去多年来所侧重的基础设施投资方向转向投资大农业。投资发展大农业,对于中国经济是一种固本培源的举措。从近处看,这将推动新一轮农业投资周期的到来,形成一波由现代农业带动的产业化浪潮,再创国民经济连续稳定增长的奇迹。应该看到,如果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不够好,那么“三农”就可能成为财政补贴支出的无底洞;如果农业经营体制机制足够好,那么“三农”就可能成为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过程中再创经济奇迹的新型发动机。从远处看,这将为中国经济依靠内生增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打下长远坚实的基础。

第二,大农业产业重组:通过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根据完整产业链的需要把专业对口的工业、商业、科教和服务业与农业之间进行大农业产业重组,同时把现代生物、环境、化工、材料和智能等前沿科技与大农业紧密相结合,推动新一波科技创新浪潮的到来,从而形成大农业产业重组带来的非线性效益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活力,彻底改变传统农业产能单一的原始状态,大大增强农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也将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有利于进一步统筹城乡劳动就业。

第三,广大农民增收:通过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在10-20年内给亿万农民带来投资和劳动双重致富的机会,农村家庭经济收入获得空前增长,甚至直追中小城市居民的平均财富水平。这样一来,农村庞大的内需市场将长期为中国建立内生增长模式奠定坚实的基础。

6战略理念之六:资源优化,把握好硬资源与软资源的关系,着眼于资源配置的系统化

在推动农村改革和农业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资源优化”的战略理念,把握好硬资源与软资源的关系,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对农业生产资源要素进行软硬协调的系统化配置。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项是农业资源要素不足不全,这种状况虽然近几年有所缓解,但依然是当前农业通向现代化之路的主要障碍之一。资源优化不仅需要单项资源的优质化,而且更需要资源结构的最佳化。这里说的资源除了土地、劳动力、资金、设备和设施等硬资源之外,还有经营体制机制、覆盖完整产业链的经营权、赢利模式、管理文化观念,以及各种资源的配置结构等软资源。从战略上考虑,无形的软资源是更为重要的资源,也是必须侧重从战略高度出发给予充分重视的。

纵观历史,中国工农业经济发展的进程大致可分为前50年(1949-1999)“以农保工”和后50年(2000-2049)“以工哺农”(或者“以工促农”)两个阶段。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工业底子几乎是一张白纸,为了快速完成工业现代化进程,国家实行“剪刀差”政策,由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优先保证工业发展。亿万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节衣缩食数十年,默默无声地用自己的血肉身躯构筑起一条通向工业化的铁轨路基。是中国农民近乎悲壮的奉献支持着国家工业化列车隆隆向前。进入新世纪的头十年,共和国的经济政策转向“以工哺农”,各种财政补贴、扶贫资金、免征农业税、教育普及和医疗养老等政策相继出台,乃至于最近直接投资于部分地区的水利设施维修和建设。

但是,在今天希望单纯依靠财政补贴来扶持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是不现实的,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农业的补贴率是受到限制的。然而,这种限制恰恰促使中国必须尽快改变过去重视硬资源而轻视软资源的习惯。在“以工哺农”或“以工促农”问题上必须注意到,当前农业需要反哺的不仅是硬资源,更急迫的还应该是软资源——特别是一种体制机制新模式。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新概念叫作“机制哺农”吧。所谓“机制哺农”,是指通过创建一种崭新的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调配,为大农业注入专业配套的工业、商贸、物流、金融服务业等重要资源,形成现代大农业的完整产业链;融现代科技、教育、先进管理体制等软资源于一体,形成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现代大农业生产格局。

不难理解,从外部进行硬资源的反哺是一种“输血式反哺”,只有体制机制的再造才是“造血式反哺”。也可以说,新世纪头十年的一系列惠农扶农政策是“以工哺农”的初级形式,而从今往后的“以工哺农”则应该适时提升到一个更高级层次——“机制哺农”。再也不能让农民年年指望着自己种的西红柿能卖得出去,而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既能种植西红柿,又能提取茄红素,还能把茄红素堂堂皇皇地摆到上海第一医药的柜台上,以每瓶数百元的价格卖给那些酷爱美容的女人、热望提高精子质量的男人和防癌抗癌的老人。因此,完全有必要通过“机制哺农”来实现高起点、系统化的资源配置,并且让土地、资本、科技、劳动、教育、管理等资源要素得到高效结合,大幅提高农业投入产出效率,从而爆发出强大的生产力。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期待,那么,新中国前50年“以农保工”与后50年“以工哺农”的发展战略就能够获得工农业相互扶持,双双走向繁荣的“大满贯”。

如果不能找到一种理想的新机制模式,那么管理层还将长期面对着农村出现资本和土地这些基本资源要素净流出的棘手问题。这些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从农业流出是因为市场机制的驱使,经济利益的强大诱惑所致。尽管政府三申五令要求农地不能改变用途,但是大资本依然会与行政权力密切配合制造各种机会获得资源达到暴利的目的,农业用地依然变换着形式向高产出高收益的领域流动。要改变这一趋势,最根本的办法是尽快加大与土地配套的各种软硬资源的综合配置,特别是侧重于机制性资源的配置,因为这样才能让土地在某种新机制的作用之下同样也能够获得高产出、高效率,才能彻底扭转各种资源从农村流失的趋势。

教育资源要素的配置是一个突出的却往往受忽视的大问题。农民教育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这不仅是因为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民素质的现代化,而且还因为,亿万农民的整体素质如何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以人为本,教育立基”是“三农”治理的重中之重。社会改革的本质在于通过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人的全面解放,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与其说是为了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如说是为了提高农民群体的整体素质——融入现代社会的独立人格和自我价值的觉醒,与自然和社会协调共处的能力,在自主经营致富的同时实现精神境界提升的能力。目前国家对于农民素质教育问题缺乏一种长效机制,因此,国家在推动农村改革和农业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亿万农民的素质教育,以期大面积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使之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力和融入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素质。只有“以人为本,教育立基”的农业体制机制,才能抓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当前中国城镇化浪潮方兴未艾,这对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和吸引劳动力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刺激城市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给中国经济带来市场物价持续上涨、城市人口和就业压力空前加大等负面影响。农村为什么会出现剩余劳动力?无非是农村资源结构性匮乏,农业产能不足,因此才吸收不了现有农村劳动力。建议政府尽快推行一个“农业新模式计划”,即通过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工业、商业、科技、教育、服务业与农业的大重组,通过社会资源重新调配实现城市工业产能向大农业的转移。形象地说,目前的“城镇化浪潮”是提倡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农业新模式计划”是提倡城市工业产能向大农业转移,提倡各种农业资源要素向大农业系统优化集结——这样做必能扩大新型农业的综合产能,做大新型农业的产业规模,从而不但能够大量吸收农村现有劳动力,而且能够在广阔农村形成星罗棋布的网状结构的新城镇布局,实现“新农民就是新职工,新农村就是新城镇”——这是另一种模式的城镇化。应该说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但中国完全必要走出自己的城镇化新路子——把“三农”治理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在“三农”治理进程中形成据点式大中城市与网络式新城镇网紧密结合和协调发展的中国城镇化模式。为此,必须找到一种农业体制机制新模式,用以启动中国农业新一轮产业化浪潮,推动中国模式的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经济平衡和协调发展。

总之,通过农业体制机制创新模式来实现对农业资源要素进行系统化设计与高起点高效率的综合配置,已经成为当前推进农村发展的关键所在。新体制机制模式必须能够实现资源要素的综合配置,让中国农业能够依托于现代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支持,依托于现代科技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引领,依托于畅通的物流体系和市场营销体系的拓展,兑现大农业高产出、高效率的经济预期,以及大幅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社会预期。

在农业资源要素配置问题上,政府不能缺位,因为能够实现系统化配置资源的农业体制机制创新模式是绝对不可能在农民中间自发产生的,而必须倚重于政府权威从高起点介入资源的配置。可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实力雄厚的新兴经济体,为支持农村改革发展储备了各种重要资源——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人才实力,为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经济可行性条件。政府必须抓住当前出现的百年难遇的好时机,通过农业体制机制创新,合理调控社会资源向农业适度倾斜,高起点地为农业配置系统化的资源要素,以突破长期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

7战略理念之七:两手协同, 把握好市场机制与行政调控的关系,着眼于政府扶助的民营化

在推动农村改革和农业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手协同”的战略理念,把握好市场机制与行政调控的关系,从战略的高度出发,灵活地协调地运用两只手(“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进行治理操作,避免单手操作。

除了有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中国还有另一只行政调控的“看得见的手”。在2009年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行动中,政府根据当时经济局势,迅速启动“看得见的手”,有力抗击了国际金融危机。再回顾一下中国从1953年开始的工业发展历程,仅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中国就完成了西方花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这其中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国家大举介入工业。试想,如果1953年中国在城市实行的不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政策,而是实行以城市个体手工业作坊为主体的工业经营体制的政策;如果当时国家不介入城市工业化改造,而是仅仅通过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大批的个体手工业作坊逐渐联合起来,成立各种手工业合作组织,那么,后来的中国工业将会形成一种怎样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格局呢?中国究竟需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出现规模化的工业企业呢?广大的(而不是少数的)城市工人和居民到底需要多少年才能稳定就业摆脱赤贫状态呢?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目前中国农村正处在类似于当年城市工业化改造前夕的十字路口上。今天人们希望大批的个体农民在市场机制引导之下逐渐联合起来,成立各种农民合作组织或农民合作协会,以此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思路。这种思路就类似于当年国家工业化启动前夕的另一条思路——在市场机制引导之下让大批个体手工业作坊逐渐联合起来成立各种手工业合作组织,以手工业合作组织逐步过度到大中型工业企业以完成工业化进程。

“三农”治理何去何从,有史为鉴,令人深思。

必须清醒地地认识到,今天在“三农”治理问题上,完全应该在摒弃前苏联计划经济刻板手段的同时,充分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以国家为主导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政策和成功经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自觉又自如地调动行政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协同操作方能获得成功。“两手协同”必须成为指导当前“三农”治理和农业体制机制创新的基本战略理念之一。

提请大家注意,今天的经济体制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昨天相比,最大的不同,也是大进步之处就在于,今天是“两手协同”,灵活协调,而昨天却是由“看得见的手”一抓到底。此中既有操作方法的差异,也有操作目标的差异——“两手协同操作”是以实现“政府扶助的民营化”为目标。

一种“两手协同操作”的新设想是,首先由行政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出场,动用投资从高起点配置资源要素,创建一种专业化、规模化、股份化的农业体制机制新模式企业,同时兼用市场手段引导农户自愿自主投资成为新模式的股东。当“看得见的手”在场时,它一直都在为“看不见的手”的全面登场创造条件。政府牵头创建这种新模式企业并非为了拥有它,而完全是以调控社会资源和引导社会公平为出发点,为广大农民搭建新型体制机制平台,最终还是要把它交由企业主体(全体农户股东)自主治理经营。因此在初创期和哺育期,新企业一定要全力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努力提高农户股东整体素质和参与经营决策的能力,积极为国家退出市场创造好各种条件。在新模式成功进入正常运营之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有序地实施国家退出机制,以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新企业转制成为自主经营的股份制民营企业。此后政府则转而充当“海滩救生员”监管角色,以法规监管方式监护着它,以保证新模式在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常态运行。

必须坚定信心,让政府富有节奏感地灵活运用“两只手”大胆介入农业体制机制的模式创新,就能够高效率促成一种强大生产力的突现,闯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的新路来。这条道路的亮点在于:其一,突破一贯以来制约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资源要素的瓶颈,着力拔高农业发展的起点,从高起点出发建立全新的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模式,为农业打开了通向科技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大门;其二,突破农村行政区域对专业化大农业的分割,为农村打开了通向工农一体、城乡一体和脑体一体的社会进步大门;其三,突破小农分散或松散联合的体制约束,为广大农民打开一扇通向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的解放之门,打开一扇共同分享现代社会进步成果从而稳定提高经济收入的致富大门,打开一扇成为有效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产业工人的成长之门。

8战略理念之八:兼收并蓄,把握好分析继承与综合创新的关系,着眼于博采众长的特色化

在推动农村改革和农业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兼收并蓄”的战略理念,把握好分析继承与综合创新的关系,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广泛借鉴中国积累了60年的农业发展经验,建立一种博采众家之长、凸显成熟健全特色的新模式。

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中国农村走过了不平凡的60年。60年来农业体制模式的变迁为农村经济未来出路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这是一笔由数以十亿计的人民用时间和血汗换来的无比宝贵的财富。后来人必须万分珍惜它,以一种敬仰和谨慎的心态对待它,应用它来为当前农业体制机制创新服务。必须以史为鉴,在改革的实际操作中审慎、妥善地处理好各种复杂问题,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

60年来中国农村曾经出现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合作组织、还有农业龙头公司等等各种经营体制或组织模式,当前的人们必须对它们加以分析,把握它们各自历史背景、失误和可取之处,去粗取精,扬弃吸收,锤炼出一些适合于新时期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实现综合性创新。譬如,可以吸收龙头公司在公司治理、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和市场营销导向等方面的长处,但必须摒弃其不能让农民分享完整的产业链条上的全部利润的缺陷,同时将科技和教育两大要素作为“农业发展引擎”配置到农业经营体制之中。可以吸收农民合作组织的以农民为主体、自主性联合、民主管理和坚持自负盈亏市场机制等长处,但必须摒弃其先天孱弱、资源匮乏的缺陷,赋予资源系统化和高起点配置、规模化和现代化特点。可以吸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调动个体生产积极性、微观上的公平与效率成功结合的长处,但必须形成集中决策与分别指导对微观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还可以吸收人民公社在农业水利设施等方面集中决策、统筹治理等长处,但必须摒弃其排斥市场机制、绝对平均主义和政社合一的落后成分,坚持市场机制在规模化经营和统筹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建国60年来农业发展模式经历诸多艰难曲折走到今天,正当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新的时局呼唤着农业体制机制出现突破性飞跃,要求决策层必须对60年来农业体制模式艰难探索所留下的丰富经验实现理性分析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是时候了,过去60年所付出的学费应该换来最后的回报——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模式获得新突破,“三农”治理获得历史性成功。天赐良机,时不予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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